二十六、理性看待民营企业“走出去”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持续上升

2015年以来,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占比越来越高,已经超过了60%;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占比超过了70%。关于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甚至民营企业家的移民,不再是一个新话题,但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

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企业家的真实需求。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顺应了大国崛起的发展潮流。研究过经济学的人大都知道,主要的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劳务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文化品牌输出。

早期是以劳务输出为主,比如奴隶贸易。进一步发展才是商品输出。商品输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拥有技术优势为开端。早先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技术上的突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向世界其他国家倾销商品。到了第二阶段,那些技术上没有突破,但是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资本输出后,也开始资本输出。中国所经历的商品输出阶段,其实是主要西方国家资本输出带来的结果。资本输出到了一定的阶段,便是文化和品牌的输出,当然文化和品牌输出需要有很强的技术支持。

如今,中国刚好处于资本输出阶段。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发生了三个历史性变化:一是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三是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些变化反映了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增长。过去,中国的GDP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但是随着中国贸易增速的下降,出口贡献率进入了负数时代,此时中国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反映出全球贸易总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全球不同国家的海外需求水平在下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资本输出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国际环境也不是一帆风顺。主要发达国家过去依赖自己的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极力推行全球化,现在开始反全球化,全球贸易缩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另外,世界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显著下降。联合国《全球投资趋势检测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FDI为1.52万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了13%,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了资本输出阶段。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ODI)首次超过FDI,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ODI存量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

全球贸易塑造了大英帝国的全球经济版图,也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资本输出则让日本保持了强大的经济实力。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后,企业开始大幅加大海外投资。截至2015年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拥有的对外净资产余额约为339.2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3万亿元)。日本连续20多年成为对外净资产最大的国家。

所以,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也是中国走向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完成这个过程?仅仅靠国家投资是不行的。国家当然要领军,站在中国走出去的前列,此外民营企业也非常重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上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客观需求

民营企业大量“走出去”,也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一,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机会不足。第二,2008年以后货币超发催生的资产泡沫,加剧了国内投资风险。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有通过资产转移加以固化的需求。第三,金融资源配置集中在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统计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七成债务融资投向国有企业。在债券发行方面,这一失衡更为显著,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之比大致为3∶1。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不仅挤压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也加剧了金融系统运行风险。近年来,出于环境、成本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以及追求子女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的原因,部分民营企业选择“走出去”进行投资,甚至移民。

近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的涌现,凸显了逆全球化趋势有所抬头。这种新格局也迫使中国民营企业勇敢地“走出去”。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战、金融战。特朗普作为商人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观,可能使他具有一些“新冷战”思维。民营企业“走出去”是应对未来贸易战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新冷战”隐患下对政府主导的资本输出模式所做的必要调整。

我国正迎来一个资本输出的窗口期。第一,民营企业“走出去”,可以抓住当前全球资产估值偏低的契机,加大全球产业链布局力度,寻找到新的投资机遇。第二,民营企业“走出去”,可以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投资灵活、多元、高效的优势,让对外投资可持续并在海外深深地扎根。第三,鼓励成熟的民营企业和老一辈民营企业家“走出去”,还可以为年轻企业家提供本土成长的空间,从而在国内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梯队,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以及企业家队伍的代际更替。

不要过于担心短期内资本外流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更应该看到海外华人华侨资本的特殊贡献。辛亥革命时期,华人华侨大力支持和宣传革命。抗战时期,华人华侨大量捐资支持抗日,甚至参军和组织抗日救亡队伍。即便是冷战时期,华人华侨也给予了祖国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华人华侨更是我国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统计显示,1979—1997年,海外华人华侨资本占外商投资的60%以上。今天“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也必将以各种形式反哺国家和民族。

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商投资,也要以开阔的胸怀看待民营企业“走出去”,甚至部分企业家的移民。我们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

◎企业家移民潮背后的原因及可能影响

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带来一部分企业家移民也是正常现象。有报告称,目前在中国有差不多3/4的企业家已经移民和准备移民(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现在中国企业家移民,大概有五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赚钱不容易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国内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安全感降低。社会上涌动着某种收益重新分配的力量或者说一种思潮。整个中国的改革就是一种收益分配改革,但我们讲的收益分配改革和企业家面临的收益分配改革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讲的收益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要减少政府的所得来扩大基层劳动者的所得,成为国内消费的一个最基本的来源;而企业家所面临的收益分配改革其实就是“仇富”。第三,国内生态环境不佳,例如水、空气,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第四,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这个很重要。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面临下行趋势,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政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信贷和资本市场的扩张。据统计,85%的新增资金给了国有企业或者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大大强化了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能力,所以它们基本上能够以不受制约的规模和超低的成本来参与竞争。此外,山西的煤矿等都以各种名义被收编,重新回到了国有企业的手上,挤出效应也很明显。第五,国外经济的变化。国外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缩小、货币贬值,也使得一些人愿意到国外购买资产。

企业家移民有合理的一面。中国经济已从传统的商品输出时代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代,这是国家经济走向全球或走向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相比国有资本,中国的民营资本“走出去”相对容易,因此带来一部分企业家移民也是正常现象,而且这些“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有可能产生中国未来跨国公司的雏形。

当然,企业家移民带来的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一个就是对整个国家经济体来讲,企业家人才的短缺;另一个就是民间资本的流失。但是,人和资金是流动的,可以去,也可以来。如何促成这些人和资金的回归,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环境的改善,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现在,大家都在呼吁改革,提出路线图、时间表。企业家也非常关注改革,他们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法治的进程。改革首先要告诉人们:这个合法财产是你的,不是出于任何一种原因或者想法就可以被别人轻易拿走的。